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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源:網絡整理 作者:中國新聞視線網小編 發布時間:2019-10-08 23:47

  央廣網北京10月8日消息(記者孫瑩)據中央廣播電視總臺中國之聲《新聞縱橫》報道,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之際,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主席令,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,授予42人國家勛章、國家榮譽稱號。在這次表彰中,高銘暄是法學界唯一的獲獎者,被授予“人民教育家”稱號。新中國刑法學奠基人、全程參與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典創制、編寫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學教材、新中國第一位刑法學博士生導師……在高銘暄身上,有數不清的榮譽與標簽。今天(8日)的特別節目《功勛》推出《高銘暄:見證新中國的法治之路》。

  1979年7月1日下午4點05分,北京,人民大會堂,高銘暄抬起手腕,記住了這個讓他銘記一生的時刻,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刑法典。

  高銘暄:當時我在三樓,通過的時間我很注意,“通過!”那個心情非常激動,畢竟我們搞了25年……我是1954年參加的,真正搞成了是1979年。

  記者:您的青春年華、年富力強的時候都是在搞這個。

  高銘暄:對。

  1928年5月24日,高銘暄出生在浙江玉環縣一個叫鮮疊的漁村。高銘暄說:“我父親從事司法工作,我有個叔叔也是,我的大哥也從事司法工作,所以我從小生長在這么一個家庭里頭,家里都是搞法律的,所以無形當中對我有影響。不管是解決糾紛也好,解決犯罪問題,還得靠法律,所以我對法律就開始向往了。”

  1947年,高銘暄考入了浙江大學,這期間結識了對他一生影響至深的國際法大家李浩培教授。高銘暄說:“李浩培先生,他是法學院的院長,教得好,讓我引起興趣,再說刑法也比較重要,再結合我父親又是刑法的法官,就下決心將來我要搞刑法。”

  1949年9月,浙江大學法學院停辦,高銘暄轉入北京大學法律系繼續法律專業的學習。開國元帥陳毅、美學大師朱光潛、大文豪老舍、歷史學家郭沫若……這些被后人無限敬仰的大家都曾經給高銘暄帶去新知,為他打開新世界的大門。

  半個月后,新中國成立。21歲的高銘暄作為北京大學學生代表參加了開國大典。高銘暄表示: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,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了,所以一定要為我們國家出力。”

  1954年9月20日,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》,這也是新中國第一部憲法。各部門法,包括刑法在內的起草工作陸續被提上日程。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全國范圍內組建刑法起草隊伍,高銘暄被派到了起草班子工作,這一年,高銘暄26歲。

  歷經9年,1963年,前后修改33稿的刑法典草案被束之高閣。那時候,高銘暄可能沒有想到,新中國第一部刑法的真正出臺,要在16年之后。

  1978年,新中國刑法典起草再次開啟,高銘暄作為起草班子成員經歷了最后沖刺的200多個日夜。1979年7月1日,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全體與會代表舉起手,一致表決通過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》,結束了新中國沒有刑法典的歷史。坐在會堂中的高銘暄忍不住熱淚盈眶。高銘暄表示:“它使我們國家刑法規范第一次得以體系化;對司法工作來講做到有法可依了;所有的刑事司法文書一律要引用法律條文;給我們教學科學研究提供了一個法律依據。”

  此后的40年間,無論是1997年刑法典的起草出臺,還是對刑法修正案的討論,高銘暄都是參與者和見證者。高銘暄說:“疑罪從無,證據要確實充分,要排除非法的證據,是一種法治的體現,有法可依,有法必依,執法必嚴,違法必究,這種理念慢慢地深入了。”

  高銘暄認為,1997年刑法典科學地概括了刑法的基本精神,明文規定了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則,正是這部刑法典偉大之處之一。“罪刑法定原則,定罪也好,量刑也好,都應該有法律的根據;適用刑法人人平等,沒有哪個人有凌駕于憲法、法律之上的特權;還有一個罪責刑相適應,這就做到公正。”

  1981年,改革開放初期,理論界和實務界對刑法的理解與適用都存在一些疑難問題,作為最“了解”刑法的人,高銘暄傾注心力,寫出了近20萬字的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孕育和誕生》一書,成為新中國的第一部刑法學專著,影響了一代又一代法律專業學子。

  “教育是我的事業,科學是我的生命”是高銘暄的人生座右銘。自1984年1月成為我國刑法學專業第一位博士生導師以來,他已經培養了67位刑法學博士生。高銘暄說:“我們搞法律的人,一定要樹立一個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,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,搞理論,一定要聯系實際,從中國的國情出發,接地氣!真正要鉆進去!”

  高銘暄說:“培養、指導學生,是一生中最大的樂趣和成就”。他辛勤耕耘,培養出了趙秉志、陳興良、周振想、姜偉等中國刑法學界的中流砥柱。高銘暄總念叨,是歷史的需要和機遇把他推上這個位置,“弟子不必不如師,師不必賢于弟子”。“我的態度是百花齊放,百家爭鳴。但是作為國家統一的事情,我們還應該遵從本國實踐的基本經驗。”高銘暄說。

  高銘暄喜歡與學生討論,針對近年來呼格吉勒圖案、聶樹斌案等冤錯案件的糾正,他認為,這是法治中國的體現。“‘有錯必糾’向來是我們的一個政策,你如果明明知道它這個冤假錯案,不加以糾正,那是不行的。這些年來注意糾正冤假錯案,這是個進步。”

  問起養生秘笈,高銘暄講了三點,愛好乒乓球運動、喜歡唱京劇、繼續工作。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,在求學階段未能攻讀博士學位一直是高銘暄覺得遺憾的事情。但在2016年,這個缺憾得以彌補。當年11月,他以88歲高齡獲得日本早稻田大學名譽法學博士學位,創造了我國法學界一項紀錄。高銘暄說:“我現在年紀也很大了,91周歲都過了,有的人見到我也是這么說,‘差不多了吧?還不歇歇?也該頤養天年了。’但是我不這樣看。我受黨多年教育,在我的教學崗位上干了這么些年,對國家還可以做貢獻……”

  回首過往,高銘暄的生命歷程正是新中國刑法學發展的縮影,更是新中國歷史前進的見證。采訪過程中,高銘暄列舉了很多跟他一起參與刑法典起草,參與教材編寫的專家、同事的名字。面對獲得的“人民教育家”國家榮譽稱號,高銘暄說,這不僅僅是他的個人榮譽。“這個光榮不是我個人的,首先要歸功于我們的黨和國家。我的知識從哪里來?是在黨領導下,學校對我培養和教育的結果。不能獲得榮譽以后,自己就沾沾自喜不求長進了,周恩來總理講過一句話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,他說,要活到老,學到老,改造到老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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